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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垒加码2000亿 特朗普打破西方经济学认知

    时间:2018-07-11 18:05    来源:多维新闻    阅读:
当特朗普再抛出一份2,000亿美元的加税清单时,外界已不再像以往那样盲目震惊(图源:Reuters)

华盛顿时间7月10日,特朗普政府突然放出消息,称将公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伴随着中国商务部同日发表讲话,表示“震惊”,中美经济界也呈现波动。道琼斯、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期货一度下跌0.9%、0.7%和0.7%。离岸人民币同日跌破6.66,上证指数开盘后也一度急跌。

日元急涨的局面更显示出了西方各界急于避险的姿态。 但中美资本市场当天就逐步恢复正常,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此举的影响可能终究有限:因为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最新公布的长达195页,涉及海产品、农产品、水果、日用品等领域,旨在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要到8月30日才会进入下一阶段。 有分析认为,这场风波已经足以让外界重新认识美国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口号转换期间会做出何等的事情。

或许,对特朗普当局来说,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他而言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了,只有能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才是好东西。
中国商务部虽对特朗普的举措口称“震惊”,但中方早在6月中旬就已有了初步对策(图源:新华社)

北京在震惊前已有打算 自7月6日北京与华盛顿彼此对340亿美元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中美之间的“史上最大贸易战”就算升温了。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对此大呼“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争端正在加剧,前景变得不可预知”,但此后一周间的局面仍相对平稳。 当外界以为中美之间将按部就班的采取措施时,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华盛顿终于没有辜负外界的期待:特朗普当局在7月10日抛出了另一份价值2,000亿的清单意向,并给出了两个月的审查阶段。对此,中国商务部就称“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进而表示“震惊”。

 随着中美股市、汇市出现短暂波动又逐步回到正轨,很显然,在外界眼中华盛顿此举或许只意味着“该来的总算来了”。

因为特朗普当局的这一行动早有预兆,他在7月6日前就曾威胁,如果中国政府对美国实施的340亿美元的关税计划进行报复,他就可能会对至少加之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而今,这其中的2,000亿就落了地,外界恐怕还在等待特朗普何时会把剩下的3,000亿清单也列出来。加之中国商务部早在6月19日就对特朗普威胁的2,000亿清单给出了“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的明确回应。看来,这已经不算是什么重大新闻了。

德国在中美贸易战中选择同路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环顾从3月22日到7月11日的华府言论,外界甚至能看出一种老生常谈的枯燥意味。很多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大都强调了要对“中国制造2025”下手,进而复述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有关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论调。 加之特朗普“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的观点目前正在华盛顿大行其道,以至于从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很多美国政界、财界人士都已经把特朗普当成了下一个大打贸易战、招致大萧条的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

 美国到底想要什么 不可否认,就目前局面来看,在美国开始准备第一批次的500亿美元清单之后,如特朗普再加码2,000亿美元,单从美国角度来看,中国恐怕无法采取等量征税反制措施。 因为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全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只有1,300亿美元,这使得中国也不得不以“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加以应对,考虑到北京在贸易问题的历史经验,西方观察家认为此举“能让美国公司感受到更多痛苦”。

特朗普此前针对中国最多给出过“5,000亿美元”,即相当于中国2017年出口到美国的全部商品总额的威胁,这意味着即便中美目前言辞激烈,两国仍旧是相互试探,并未火力全开。可伴随着特朗普开始层层加码,美国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出现了。但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分析认为,即便贸易战最终会引向经济危机,美国很有可能会再度寻找突破口,进而树立一个明确敌人,以便凝聚国内力量并争取盟友。这一切行为的核心仍旧是寻求服务美国利益的要素,而这点与特朗普的“公平贸易”与美国此前鼓吹的“自由贸易”均如出一辙。而与追求自由贸易的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大相径庭。

 毕竟,自由贸易也好,公平贸易也好,这些无非是欧美资本主义上升或扩张阶段的传统口号。其自由或公平无非是打开外国市场的借口。美国一旦发现自己竞争不过了,就调转矛头来搞保护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公平贸易。特朗普当局更认为自己此举是为美国企业从中国“寻求公道”。

 环顾美国的历史,外界可以发现美国早就在1985年到1995年的美日贸易战与1962年后的一系列美欧贸易战中体现了这种霸道态度。日本为缓和美国政府不满甚至一度“自愿出口限制”,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后来对日本的电视、计算机等电子产品征收100%的重税。

至于美欧自1962年来在鸡肉、香蕉、钢铁等领域的对攻,这其中也包含着美国多次加税的行动。尽管这一系列行动并不能改变美国相对贸易逆差的局面,但美国终究还是从中多少获得了一些利益。 当这一状况与推崇自由贸易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左时,美国在贸易战期间展示的“公平”、“自由”的实质也就明晰了起来。特朗普的行为也显出了某种一脉相承性:因为他提出的“公平贸易”要反对的不公平现象的源头恰恰是美国自己,而美国贸易战的核心诉求也只是纯粹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

 这样一来,特朗普在500亿之后的2,000亿威胁也就变得理所当然。纵览中国经济、产业、贸易全局后,一些基本特征更决定了中国能够较好承受贸易反制的代价。中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以及对美国进口大宗商品的低依赖度决定了特朗普的行动对北京效果终将有限。

虽然中国的报复反制,对部分进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也有可能给中国的下游厂商、消费者带来一些负担。但北京终究有能力承担贸易战带来的冲击。更不用说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也不会因此发生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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