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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炮轰中国科技大跃进 四个自信扭曲祸民误国

    时间:2018-07-06 10:27    来源:多维新闻    阅读:
最近几年,中国迅速崛起,加之中共官僚机器对“四个自信”官方意识形态的过分和扭曲宣传,中国朝野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膨胀。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正当民族主义情绪促使举国癫狂之际,中兴事件的爆发打醒了中国,在围绕核心技术的朝野辩论中,颇不乏理性思考声音,且如黄钟大吕引发震撼。 
 
日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评述中兴事件和中美技术差距的内部讲话热传中国互联网。在该讲话中,任正非对中兴事件后新一轮的中国科技大跃进大泼冷水,理性分析背后极具思想冲击力。 
 
“不要一点小成功,就小人得志” 
 
“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估计未来20年至30年,甚至50年至60年还不能消除,美国领先世界的能力还很强。但是,我们要将差距缩小到‘我们要能活下来’。以前这是最低纲领,现在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任何时候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一点小成功,就小人得志。” 
 
“高科技不是基本建设,砸钱就能成功,要从基础教育抓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我们公司也是急不得的。”


 
在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华为公司近乎一枝独秀,其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极富传奇色彩(图源:VCG) 
 
“芯片急是急不来的,不光是工艺、装备、耗材问题,股市为了圈钱,夸大太多了。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自知在云、人工智能上我们落后了许多,才不能泡沫式地追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有更高眼光的战略计划。” 
 
中国芯片科技大跃进 
 
中国政府此前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报告提出,到2020年,中国芯片自给率要达到40%,2025年要达到50%。 
 
早在2014年,中国就成立了针对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的专项基金——大基金,计划投入5,00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而截至2017年底,大基金共投资49家企业,累计有效决策投资67个项目,累计项目实际出资818亿元。 
 
而现实效果是,尽管中国有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但仍缺乏“核芯”产品设计、制造和生产的能力,中国国产芯片自给率不到10%,对进口芯片尤其是美国产芯片依赖之大不言而喻。 
 
另据Gartner发布的2017年全球半导体排行榜前十名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做的较好的领域,比如说晶圆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全年营业收入仅是台积电的十分之一;在技术上台积电已经掌握了7nm工艺,而中芯国际还在苦苦提升28nm工艺的良率,距离突破14nm工艺还需要一些时间。 
 
而中兴事件爆发后,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称,中国“将不计成本地加大芯片投资”。其后即有媒体消息指,中国将对大基金再行增资5,000亿元,从而成立一项总投资达1万亿元的新基金,专注于支持中国本土芯片生产及技术,将面向三个领域,包括记忆芯片、集成电路设计和复合半导体。 
 
“不惜一切代价” 
 
面对上述举国体制下的芯片大跃进,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论坛发言中发出告诫,“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基于自己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的经验,吴敬琏辩称,芯片问题其实中国政府早就非常重视,可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2014年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元,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 
 
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产业政策的效率低下,2013年6月,吴敬琏曾上书时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称,“我们在制定众多芯片产业跨越发展的规划时,必须弄清企业在发挥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和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上存在哪些体制性的障碍,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消除”。 
 
吴敬琏批评中国芯片产业投融资方式缺乏财务预算硬约束称,不少地方采取了由政府所属机构操办,资金投入哪个企业也由政府领导指定的方式。这种办法虽然见效直接,但是无法激励企业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往往造成贪污浪费,养成受益企业的依赖心理和习惯,打击其他企业的积极性。 
 
在国际上,为了提高投融资效率,即使政府牵头组织资金资源,也都由独立企业进行商业化运作。例如对成长期企业进一步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风险投资(VC)和对成熟期企业进一步壮大起重要作用的私募股权基金(PE),通常都要采取投资人与基金经理人合组有限合伙企业、由承担无限责任的经理人操办的方式。 
 
但在中国各地由政府主导建立的VC和PE,大部分与政府的关系都过于紧密,按政府领导人的意图乃至直接指示进行投资,造成成功培育企业成长壮大的概率很低。 
 
“四个自信”被“歪嘴和尚念错经” 
 
习近平上台执政后提出“四个自信”,习的本意是为对冲西方意识形态对在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后者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造成“逢中必反”“食洋不化”趋势。 
 
在成为中共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后,“四个自信”经官僚系统和宣传机器大肆强化宣传,亦造成严重扭曲,使得邓小平以来学习借鉴西方的一贯做法变得“政治不正确”,同时也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上窒息了“不同声音”。 
 
中共宣传机器的“四个自信”“样板间”,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央视播出的纪录片《大国重器》和《厉害了,我的国》。 
 
对此,中兴事件后的4月18日,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布微博批评称,“整天中国制造2025,整天厉害了我的国,《大国重器》一集一集的播放,敲锣打鼓的叫醒人家来遏制我们。这下可好,对中兴的禁令7年,正好2025。要知道国之重器不可示人,天天扯着嗓子喊厉害了,厉害了,既祸民又误国”。 
 
而对鼓励不同声音以及理性的批评批判,任正非在上述内部讲话中还意有所指称,“你们一定要炮轰。如果你们感受到公司在基础研究的体制、方法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可以提出意见,我们会真心诚意地吸纳,一步步去认真改进,这样才能促进公司发展”,“直接炮轰我,我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我错了,我改’,这样才有改革的借口。又不用安抚什么人,改革力度又大,这就是炮轰自己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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